“科技人力资源的概念不同于科技人才，科技人才指的是在科技岗位上工作的人，而科技人力资源是具备了从事科技相关职业的潜力，他们不一定在科技岗位上工作，而是具有这些能力，是一种
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科技人力资源是推动各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最重要战略资源。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和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了《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结构与科研人员流动》(下称“报告”)。报告显示，不考虑专升本、死亡及出国因素，截至2018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10154.5万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普通高等教育依然是科技人力资源培养的最主要渠道。
在双循环格局下，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下一步又该加强哪些方面?
质量仍需提升
“科技人力资源的概念不同于科技人才，科技人才指的是在科技岗位上工作的人，而科技人力资源是具备了从事科技相关职业的潜力，他们不一定在科技岗位上工作，而是具有这些能力，是一种资源储备。”报告课题组研究组组长黄园淅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管是作为一种战略储备的科技人力资源，还是科技人才总量，我国近年来都持续提升。根据统计局去年发布的数据，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是1991年的6.2倍。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就已超过美国，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上述报告也提到，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理论上达到了10154.5万人。
“除了总量居于全球首位，科技人力资源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学历层次在提升。”黄园淅说。
随着我国逐渐加强对科技事业的投入，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在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密度也在持续增长，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比如，从科技人力资源学历层次结构来看，截至2017年，我国拥有符合“资格”的科技人力资源专科层次占54.4%，本科层次占39.2%，硕士层次占5.6%，博士层次占0.8%。也就是说，截至2017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依然以专科层次为主，本科层次次之，研究生和博士层次最少，学历结构呈金字塔形分布。
另外从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密度来看，2017年，中国R&D研究人员达到174万人年，居世界首位，但每万从业人口中R&D研究人员数量仅为22.4人年，而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数据分别是103.4人年、100.1人年，差距明显。
“高端人才较为缺乏是目前科技人力资源的一个现状。”黄园淅表示，在高端人才的培养方面，未来可以关注人才培养、使用、引进三个环节的内容。“我们的科技人力资源主要还是来源于高等教育，因此要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比如结合人才成长规律、对接社会需求做一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等。另外，要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已有科技人力资源存量中有潜力、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同时研究对外部人才的(留学人员归国、国际留学生、海外学者等)引人、用人政策，用好这些海外高端人才。”
工科人才比例高于发达国家
在规模总量之外，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学科结构也有显著特点。
截至2017年，在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存量中，理工农医核心学科培养的科技人力资源占77.6%。具体来看，工学培养的科技人力资源比例最高，占54.1%;其次是医学，占12.6%;再次是理学和经济学，均占7.4%;管理学占比也较高，约为7.2%。
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拥有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当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也需要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有相应的储备。
目前，从最新的科技人力资源数据来看，本科层次，我国培养的理工农医科技人力资源共计254.9万人(2016年数据，下同)，居世界第一。工学毕业生比例达到32.8%，高于发达国家;理学毕业生占比6.9%，处于中间水平;医学毕业生比例为6.3%，相对较低。
硕士层次，我国培养的科技人力资源为50.9万人，次于印度、美国和俄罗斯;理工农医科技人力资源占总体的比例为57.6%，仅次于日本的73.3%。分学科来看，理学科技人力资源占7.8%，低于印度、德国、巴西、日本、瑞士、荷兰和英国;工学科技人力资源比例高于发达国家，达34.9%;医学科技人力资源比例为11.1%，居于中间水平。
博士层次，我国培养科技人力资源55011人，仅次于美国;理工农医科技人力资源占总体的比例为76.9%，仅次于瑞典、日本和丹麦。分学科来看，理学科技人力资源占21.1%，低于法国、瑞士、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工学科技人力资源占36.7%，高于发达国家;医学科技人力资源占16.7%，低于日本、瑞典、丹麦和德国等国家。
可以看出，在新增的本科及以上层次科技人力资源中，我国工学的比例高于发达国家，但是理学科技人力资源占比相比发达国家有差距，还需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对于创新型国家的定义，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2%，对外依存度低于20%。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迈进，更要重视底层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从政府到高校都有所行动。
比如，今年3月初，科技部、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提出强化基础研究的原创导向，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性成果。
5月11日，科技部等六部门共同制定的《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下称《举措》)公布，从五个方面10条措施来加强基础研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在高校方面，今年年初，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自2020年起，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此后，国内多个高校发布招生简章，“强基计划”进入实施阶段。
在黄园淅看来，此前我国对于科技人才很长一段时间更关注数量和规模，近年来开始聚焦质量。“有时候说人力短缺，并不是指绝对数量的短缺，可能还是一种结构上的短缺。目前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些不足并开始着手改变，但最终看到成效还需要时间。”
科研人员回流态势增强
几十年来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让各国之间科研人员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科研环境的改善，科研人员回流态势不断增强。
根据报告，在10万份研究样本中，2010~2013年，我国净流出科研人员1879人次，但到了2014~2017年，净流出为513人次，净流失数量减少，回流人才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这可能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科研环境的不断改善。
以吸引海归占比最高的城市上海为例，根据上海人社局数据，截至2019年，上海的“海归”总数已超过16万人，2018年落户人数达到1.27万人，而在1997年时上海“海归”总数不过1.5万人。
“从整体的大形势上来看，这几年海外人才回流的态势还在增强。不管是留学归国的学生，还是已经在海外有一席之地的人，都愿意回来，所以这也说明国内的科研环境是越来越好的。”黄园淅说。
在她看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科研人员国际流动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不过机遇一直都和挑战并存，我国也应该抓住机会继续为留学归国人员、留学生以及海外科技人才营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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