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实践上满足改革的需要、在政策上保障改革的需要、在理论上支撑改革的需要，是当前职教教师教育工作的重大命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如何在实践上满足改革的需要、在政策上保障改革的需要、在理论上支撑改革的需要，是当前职教教师教育工作的重大命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教师资专业委员会主任孟庆国在近日召开的第三届现代职业教育西湖论坛上说。
本次西湖论坛的主题是“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师发展”，不少与会专家学者对当前职业院校师资培养存在的困境及破解方法展开了讨论。
“当前职教师资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三少’。”孟庆国说，体现在“报考职教师资的少”“培养职教师资的少”学了这样的专业而“真正就业的也少”。
既然“少”是职教师资面临的大问题，那么“多”培养似乎应该是解决之道。不过，不少专家指出，目前的职业院校师资培养确实还存在着问题。
“我国职业院校师资的培养大概有3种模式。”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博士说，一种是通过普通师范以及其他理工和综合类高校培养，即在相关院校接受师范类或专业类的课程培养，到岗后再进行一定的培训。第二种是通过独立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培养，在这类师范院校中培养职业学校所需的各种师资。第三种是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学位培养模式。
而这几种模式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又各有利弊，比如第二种，石伟平博士介绍，上世纪1979年到1988年间，我国先后新建立了20所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这些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在1994到2000年间经过合并、增补、改名，最终形成了8所规模相对稳定，兼具人才培养、职教研究、信息交流、服务咨询四大功能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
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些专门培养职教师资的院校开始模糊身份，纷纷改了名字，比如曾经的常州职业师范学院现在已经改名为江苏理工学院，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改名为安徽科技学院，从这种改变上可以看出这些学校似乎正在淡化自己原有的功能，“对许多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来说，培养应用型职教师资已经不是主业，近几年的情况更甚。”石伟平说，他举了某职技高师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类专业2000年到2015年的招生情况，2000年时，该校招生专业数为10，招生人数为1052人，到了2015年，招生专业数变为了5，减少了一半，而招生人数则锐减到356人，变化还是非常显著的。
职业院校师资培养呈现尴尬之势，不少目前就职于职业院校的教师也普遍存在着发展问题，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张启富教授以自己学校教师为例，这些教师呈现出3个问题：一是“职业挫败感”，表现在校内师“尊”地位丧失、行业企业领域影响力不够、高教系统内学术地位低下等方面;二是“职业倦怠感”，表现为业绩提升遇到瓶颈、职级发展遇到瓶颈及收入增长遇到瓶颈;三是“职业焦虑”，表现在多重工作压力、职务提升空间狭小、职称晋升竞争激烈和持续学习压力增大等。
“职业教育在取得可喜进步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在诸多政策的形式和内容上进入了瓶颈时期。”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评价研究院副院长陈衍试图寻找造成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困境的深层原因，“从职教教师资格标准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针对专门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的政策文件是有所缺失的。”现行标准大多参照普通中小学教师资格标准，这种标准对职教教师而言缺乏规范性，并且在具体专业标准方面，缺少对高职教师专业标准的界定;从教师编制制度进一步考虑，其编制体系主要还是参照普通中小学的编制体系，而兼职教师、大量优秀工程技术专家、高技能人才等师资引进往往需要灵活的编制和人事体系来增强职教教师岗位的吸引力，这种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缺失使得大量优秀的人才止步于体系外，流失于行业中。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职业院校师资培养问题似乎成了一个很难破解的难题，好在2016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给大家带来了启发。按照这个思路，不少专家给出了自己的的建议。
石伟平教授指出要实施职业学校教师培养课程制度(而非学校制度)，严格准入制度，只允许具备开设这类课程办学条件的学校机构承担。重点实施研究生层次的职教教师培养制度，针对职教教育硕士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专题研讨，寻找解决办法，尤其是政策保障与协调机制，启动职教教育硕士培养包开发项目，重视其课程、教材、师资队伍建设。恢复或者重建面向职业学校校长管理干部的教育硕士(管理与教学)，弥补“中职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项目”结束后职校校长管理干部研究生培养的空白点。建议把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师的培养培训，也列入到职业学校教师培养培训系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