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我国新阶段开放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但是，由于价值链升级涉及比较优势转型，在传统优势不断弱化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我国新阶段开放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但是，由于价值链升级涉及比较优势转型，在传统优势不断弱化而新型比较优势尚未建立交替之际，比较优势的“真空期”有可能会引发产业发展“断档风险”。因此，在推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进程中，需要警惕这种风险的发生，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新旧优势交替期间的困境
首先，从产业方面看，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直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依托，但由于传统比较优势的不断弱化，我国制造业“躯体高大”和“筋骨不强”的矛盾日益凸显，突出表现在关键零部件生产和核心技术方面仍然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内外部环境出现深刻变化时，制造业内部结构短期内极可能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结果。
其次，从价值链方面看，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顺利实现了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目前面临着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挑战，即企业正处在试图从原比较优势环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攀升到发达国家企业的比较优势环节(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价值链断档”风险。
最后，从产品品质方面看，中国出口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多年来所依托的主要优势就是由成本低廉的低端要素所形成的低价格优势。当传统优势逐步消逝后，基于产品品质提升的新优势构筑就显得异常必要和紧迫。
以新思路和新战略防范风险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在符合中国发展所处现实阶段以及顺应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新思路和新战略。
第一，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应符合中国发展所处现实阶段。价值链攀升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必须遵从一定的经济发展规律。要素禀赋结构及其比较优势的变化，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且必须以现实比较优势为基础。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抓住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机遇。
第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应注重产业生态体系的打造。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并非意味着要放弃低端。实际上，不同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位置和现有比较优势不同，因而在制定价值链升级的目标及政策举措方面，都应该因具体产业而异，避免“一刀切”的错误认识和做法。何况，中国是一个巨型开放经济体，不仅产业容量大，而且内部发展的梯度差异也决定了产业层次和结构应具有高维特征。在促进部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同时，保留并做强、做大、做精、做绝中低端产业，强化和延长现有比较优势，不仅是防范产业断档的必要选择，防止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也是打造完整产业生态系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第三，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应注重新型比较优势的培育。在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构建起依托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高端要素形成新型比较优势。为此，需要加大人力资本的引进、培育和积累，从依赖数量型扩张向依赖质量型提升转变;提高研发和技术改造等活动经费的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注重培育工匠精神，用工匠精神来提升产品的质量与效益，增加差异化产品的供给，扩大中高端产品的提供，依托品质提升构筑外贸新型比较优势。
第四，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应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在开放条件下，新型比较优势的培育显然不能在“封闭”状态下进行，更应该是一个开放问题。中国产业发展在前一轮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原因就是抓住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带来的战略机遇。因此，新时代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新型比较优势，应顺应并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带来的战略机遇，从而降低产业断档的风险。比如，当前全球价值链演进中出现了“逆向创新”、全球创新链等新趋势，中国应该根据这些新趋势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以抓住新机遇，在开放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筑新型比较优势。
第五，培育和构筑新型比较优势，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开放型新体制作为保障，需要在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等方面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