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及其增长源于他们的收入及其增长。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居民消费最终依赖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没有稳定的收入以及收入的稳定增长，扩大消费就是无源之水。城乡居民收入能否持续
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学的阐释中，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引致需求。这里，“引致”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要投资，是因为需要满足居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消费需求。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技术进步加快，需求及其满足条件已经出现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潜在需求的比重提高，需要新产品、新服务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其二，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增强，新产品和新服务大多是供给(技术)创新的产物。就静态而言，消费需求是第一性的;就动态而言，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有拉动和促进作用。所以，国内大循环既要扩大最终消费，又要用供给创造需求，其中主要指创造消费需求;同时，引致投资需求。问题的讨论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这里，着重讲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居民消费及其增长源于他们的收入及其增长。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居民消费最终依赖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没有稳定的收入以及收入的稳定增长，扩大消费就是无源之水。城乡居民收入能否持续增长，有总量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是总量性因素;收入中某个部分比重提高，是结构性因素。居民收入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进而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
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结构差异的主要表现。例如，从2018年中美居民收入构成情况来看，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仍接近中国的2倍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主要表现在：根据广发银行《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统计，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仅为11.8%，在美国这一比例为42.6%;中国居民资产大部分集中在房产和存款上，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居民在证券市场、房地产、保险养老计划上的资产分配较为均衡。
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首先与当前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有关。在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具有必然性。
其次，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也是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的重要原因。近二十年来，由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持续加强，产生了积极作用，农民和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有所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成为我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农民和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仍处于很低的水平。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加大，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影响，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较快增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较慢。
因此，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提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具体而言，要从增强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入手，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由此增加更多的收入来源，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最终消费，以满足国内大循环的要求。
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完善资本市场制度。资本市场存在一系列制度性的结构问题，导致财富效应弱小，不能产生应该产生的财产性收入。稳定资本市场主体财产性收入预期，完善分红激励制度，坚决查处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分红派息权益的行为，切实维护中小投资人利益，是提高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此外，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制度相对不完善，也导致了国内资本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市场主体过度投机，操纵市场的现象时有出现，是居民参与资本市场的无形成本。这些均属于可通过制度完善而降低的制度成本。打造健康的二级市场，进一步促进信息公开透明，完善各类市场法制的建设，将有效提高居民在资本市场的参与程度。
第二，增加财富管理工具。丰富市场投资工具也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一是循序渐进拓展公募、保险等机构的投资途径和比例，使这些机构能有更多的方式为居民的财富保值增值服务。二是要稳健增加投资管理工具。尽管我国已有完整的权益、债券、衍生品等市场，但是，具体的投资品种结构和数量与成熟市场仍有很大的距离。例如，一个成熟的衍生品市场可以让金融机构根据居民具体需求构造出差异化的产品。观察成熟市场，仅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就有超过1500个商品期货合约品种，多达280个金融期货合约，有超过20个不同国家的外汇期货合约。反观我国，商品、金融期货品种总数不到100个，更不用说期权的数量了，外汇期货也仍未推出。从结构上说，全球场内衍生品总成交量中，金融衍生品占比达到或接近80%，商品衍生品占比仅有20%左右，而我国却与此相反。财富管理工具的不足和失衡，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第三，形成完善的中介体系。国内银行、证券、保险、公私募等金融中介机构，服务能力仍相对欠缺。财富管理水平的落后，与金融行业内部分割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过于分割的金融行业，使得金融企业推进居民财富管理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也提高了服务成本。美国金融行业采取混业经营的方式，该方式也使得相关机构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挖掘居民的差异化财富管理需求。2019年10月，美国大型金融服务机构嘉信理财宣布实行“零佣金”，其底气就在于混业经营体系下有效整合了资源和服务，积累了巨大的客户资产。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该公司客户资产规模已达3.76万亿美元，资产管理收入占其总营收的30%。
另一方面，缺乏专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也是国内市场以散户为主的投资特征产生的原因。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指导，散户投资往往难以获得稳定性的收入，也使得市场的波动性加大，进而又打压了其他希望得到稳定收益的居民将财产投入到股票等二级市场的积极性。国外成熟市场机构往往在投资咨询、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服务方面具备更为优秀的能力，这方面国内金融机构则仍需努力。当然，尽管目前我国是分业经营为主，监管部门也正积极改革，努力将金融行业引导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更为有效的体系。从今年7月份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到这一趋势。
第四，加大金融开放力度。金融开放是我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一环。货物和服务的内外流通，必然伴随着资金的内外流通。资金的流通不畅，对循环体系的构建将形成不利影响。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有利于提高市场资金的流动性。更活跃的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价格的信号功能，促进资本流向更高效率的领域。外资的加速流入，也将促使国内金融体系加快革新。外资机构拥有较为丰富的业务经验积淀和细致的理论储备。同时，外资机构对市场和客户需求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外资进入不仅能对国内金融机构产生“鲇鱼效应”，也能倒逼管理制度改革。
当然，加大开放的同时，也要防止“野蛮人”破坏市场。有条不紊地开放，加快完善监管机制的法律法规十分重要。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度开放金融市场而引发的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国内“3·27”国债期货事件等也表明，监管能力不足将导致市场的混乱。市场开放要求更高水平的跨境监管能力，需要构建资金监控、诚信系统、联合监督等全面的监管体系。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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