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但最近针对华为的行动所展现的则是，万维网可能会分裂成四个或更多数字网络，它们彼此之间设置着藩篱。此种形势源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但最近针对华为的行动所展现的则是，万维网可能会分裂成四个或更多数字网络，它们彼此之间设置着藩篱。此种形势源于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混合了技术竞争和截然不同的治国价值观。
我们不应当遗忘，互联网或曰万维网是由美国国防部门发明的。互联网的利益相关者(比如谷歌等公司，以及非营利性“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共同维护着全球社交媒体和通信的关键基础设施，将世界各国大规模的国内网络(如今则是越来越多的移动智能手机)连接起来，并在持续修补改进中不断壮大。互联网使得知识经济创造和分享成为可能，从而构成了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
全球化花费很长时间才得以推进，但基本上是靠三个层次的网络便利了人类的商品、服务/金融、知识的交流。在贸易层面，实物商品自由贸易，将商品贸易和商业服务推进到全球，现在总值达46万亿美元，占2017年世界GDP的57%。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念，也鼓励金融要素自由流动，因此2016年以全球外汇交易为代表的跨境金融交易量，已经是实物交易量的22倍。而且，由于金融和知识越来越数字化，并日益通过互联网而传播。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在截至2014年的十年中，数字数据增加了45倍，并将在未来五年内在此基础上再增长五倍。
贸易战所揭示的是，美国作为互联网(当然还有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创造者和主要参与者，在“美国第一”理念指引下，正在重新思考其战略。具体来说，它将关税作为武器，对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的对手施加制裁;针对中兴和华为的行动，则有将互联网和5G割裂到不同网络中的危险。
假如出现过度波动的内部反馈冲击，从而威胁到系统安全，工程师会系统地使用两种手段来应对：“轮子上放沙子”或将系统“模块化”。第一种方法是让系统的运行速度下降，并保持在安全水平，而不会因为运行速度过快让飞轮失控，从而导致整个系统解体。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提出了“托宾税”或金融交易税(FTT)，以缓和控制外汇等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这一理念已被欧洲人正式采用。
第二种方法是将整个系统分解为可独立运行的若干独立模块，但设置好屏障(或不同系统之间的协议和防火墙)，即便有一个模块发生故障，也不会导致其他模块无法顺利运转。
中国技术平台的显著进步，得益于其在“速度x规模x范围”上的运转实力。它们的创新速度超过竞争对手，且由于中国市场之巨大，在经济规模上形成极大体量，并在为消费者服务的范围上达到突破，将以前因规定或习俗而分割开的市场连成一片。
换句话说，这些平台跨越不同的市场，并将其联系在一起，比如物流和金融合一(阿里巴巴)，或消费和社交网络相融合(微信)。
两项基本的技术定律，或者说通过观察而总结出的趋势，定义了技术对社会行为和商业模式的影响。根据摩尔定律，“处理速度每两年翻一番”，也就意味着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更快，造价更低。梅特卡夫定律则认为，网络的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总而言之，技术进步改变了游戏规则，以后将是赢家通吃的局面。任何一个商家，在速度、成本和便利性方面首先达到特定市场规模，就将成为主导者。那些达到极大体量，并且愿意投入海量资金用于研发和教育的公司及国家，将成为数字经济下的大赢家。
这就是为何华为对美国互联网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因为如果中国主导互联网基础设施，拥有了5G的速度、规模和范围，那么所有美国主导的系统都可能被边缘化或更糟，在网络攻击下陷入瘫痪。近期俄罗斯电网停摆事件，据称就是受到了美国的网络攻击，这表明这种威胁是现实存在的。
如何应对这种威胁显然是知识和电子商务全球化的分水岭。模块化肯定有损于知识的积累和传布，从而推高了创新成本和门槛。
通过针对华为的措施，数字领域的这场“分手”事实上已经揭幕，一如英国脱欧，这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互联网是否会变成“分割网”，即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充斥保护主义色彩的巴尔干化的网络世界图景?这种演变之走向如何，将表明我们如今是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抑或人类愚蠢时代。(沈联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