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到更加积极，7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以下简称国常会)，定调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议要求保持宏
从积极到更加积极，7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以下简称“国常会”)，定调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议要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
值得注意的是，和往年不同，这次的国常会在年中政治局会议之前召开。
“会议主要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展开，总的来说，就是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在对时代周报记者解读会议时指出，国常会在关键节点上召开，意在推动下半年国内的有效投资。
前奏：6月已启动宽松政策
进入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一。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GDP总量418961亿元，上半年GDP同比增速6.8%，已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6.7%–6.9%之间，增长稳定性进一步提高，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7%，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增速同样下降的，还有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97316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5%，比去年同期增速下降亦有1.1%。
年初以来，在去杠杆的政策基调下，财政部持续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金融监管也不断推进，导致金融机构对实体融资特别是表外融资剧烈收缩。上半年，社会融资总量累计同比少增2.03万亿元，而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承兑汇票加总计算的表外融资，则在上半年累计同比少增约3.7万亿元。融资增速大幅下滑，拖累投资增速创下6%的历史新低，其中只有地产投资增速相对较高，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均持续低迷。
随着实体信用收紧程度不断加深，经济下行压力随之上升，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信用风险频发。上半年，债券市场首次违约主体债券违约规模达122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5月份过后，金融市场能够明显感受到企业对于流动性紧缺带来的压力。”一名在珠三角大型国有银行工作的管理层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由于上半年去杠杆力度依然较大，银行自身的表外业务受到明显影响，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大大增加。该名管理层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少大型国企也面临现金流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最近屡被爆出的企业债问题”。
在金融市场前景不明的大背景下，稳定投资者预期的行动在今年6月已然启动，进入7月份，政策宽松预期愈来愈强，迹象越来越明显。
7月5日左右，央行实施7000亿元定向降准。7月13日，央行徐忠发檄文批判近年来财政政策之得失，声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积极。7月17–20日，一行三会、发改委等部委出台多项新规，密集发出宽松信号。7月23日，央行开展5020亿元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操作利率维持3.3%不变，当日未开展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净投放3320亿元，规模和举动均出乎市场意料。
但在王军看来，此波政策调整，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做出的，“不是政策的全面转向，而是从微调向重大调整转变，是对未来三年攻坚期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但政策的基本取向并未发生变化。”王军强调。
主旋律：基建减税两条腿走路
采访中，多位业内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这一轮“更加积极”的财政宽松政策，将会改变过去货币政策“单兵突进”的局面。“很明显，中央对于之前一段时间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有所不满。”王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常会中反复提到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尚属首次，目的在于喊话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珠三角一地级市财政局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央行系统和财政系统，“在财政政策发力和增加财政对金融机构注资方面，基本没有本质分歧，差异仅限于操作层面”。但在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看来，今年上半年超过10万亿元的财政盈余、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赤字率从去年3%下降到2.6%，均反映出“不积极的财政政策”，他甚至引用一位同事的话说，“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而在7月23日的国常会上，货币政策不再提“中性”，而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财政政策也从年初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要聚力增效”，转变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市场普遍关注：财政政策如何变得更加积极?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落脚点，基建投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依靠影子银行带来的资金高增长，如基建信托、PPP融资等。“但现在资管新规明确，影子银行规模不能增加，只是存量规模萎缩不用那么快。”前述广东省大型国有银行管理层人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一轮对基建投资，开的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和融资平台贷款两个正门，前者的1.35万亿元规模在年前就已确定，当前只能加快进度;后者会受到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扩张。
但王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国常会要求有效保障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将会使得打破刚兑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国常会要求督促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对必要的在建项目要避免资金断供、工程烂尾，对融资平台的呵护之情溢于言表。这虽然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平台可能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担忧，但对于市场期待的打破刚兑而言，并非好消息。”
但有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根本上来讲，靠基建和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发展经济，其实还是在加杠杆，已经用过很多次了，而且边际效用递减，可以短期有效但是长期无效。真正值得肯定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给企业研发、新经济减税。
按国常会要求，在确保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1.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可减税650亿元;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要基本完成;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努力实现每年新增支持15万家(次)小微企业和1400亿元贷款目标。
7月26日，财政部副部长刘伟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吹风会上介绍，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20.98万亿元，增长7.6%;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保持上年规模。刘伟指出，在保持较高财政投入力度和支出强度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体现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上。
“财政收入高增长以及土地出让收入高增长，可能带来更多的政府性基金划拨，下半年财政支出子弹将较为充裕。”中金固定收益研究院分析员陈健恒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仅此前年度财政结余可为今年财政支出提供资金，今年政府土地出让金增速尚可，也有助于此后结转资金调入。陈健恒指出，今年财政政策在减税方面动作较多，降低消费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增加房产税、企业结构性减税均值得期待，“企业结构性减税还能帮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余音：房价涨或跌？
与之前不同，此次国常会明确表示，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
从1998年房改算起， 市场共经历了1998–2003、2008–2009、2012–2013以及2015年的四次大“放水”，每一次大放水过后，都迎来了房价的迅速上涨。
以2015年为例，当时的中国经济相对低迷，外汇储备持续流失。迫不得已之下，连续降息5次，降准4次。2016年，北上广深楼市率先启动上涨，2017年二线城市启动上涨，到2018年，三四线城市跟着上涨，形成了长达三年的楼市牛市。
“2015年进入降息周期之后，由于总体融资成本迅速下降，大量地产项目上马，我们公司当时一共有5个楼盘同时开工。”一家国有大型房地产企业华南区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降息对于地产业来说是重大利好。该名负责人指出，今年央行定向降准3次，但是没有一次降息，“降准说明货币有放水，但没降息，说明没有搞漫灌。”
事实上，这一次的国常会，只字未提房地产，而最近住建部称要控制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比例，以及统计局称正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相关政策举措，都让业界认为，此次“放水”未必会重走房地产泡沫的老路。
在如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看来，货币宽松不可能完全定向，也不可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结构性失衡，“货币是自由流动的，不是你想让它去哪它就去哪，往往它的选择和我们的意愿是相反的”。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管清友指出，上一轮的宽松政策中，央行不断地降准、降息、松信贷，希望能以货币的流动性支持实体产业，结果，“流动性毫不犹豫地涌向了房地产，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以按揭为主)暴增90%，在贷款中占比达到45%，个别月份甚至新增贷款全部是住房贷款(7月)”。
“现在上面希望流动性能消化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但实际上，流动性还是毫不犹豫地奔向了一二线城市。这些本就没有太多库存、不愁房子没人买的城市，房价一下子翻倍，最后不仅没有解决三四线问题，反而抬高了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管清友解释说，央行定向降准能够决定钱给到哪些金融机构，但流动性经由金融机构去哪，“完全不是央行可以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