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对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的人来说，早已不新鲜。不过近两天，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央行相关负责
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对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的人来说，早已不新鲜。不过近两天，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公开会议上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做出密集回应。
20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指出，对大中小企业要平等对待，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称，央行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切实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对于上述表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认为，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景气指数不及预期的大背景下，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准了该类企业当前的发展痛点，极具现实意义。
人民币 中新经纬张义华 摄
大型国企较中小民企更具融资优势
为何中小民企融资这么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认为，大型国企在融资方面对中小民企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
这一效应在国资委官网文章《国企去杠杆如何稳步推进》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文章指出，在获得外部债务融资时，国有企业比中小民营企业更具优势，在具有同等信用资质的情况下，国企通常能以更低成本、更为便捷地获得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和信托融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7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印证了上述判断。报告显示，从融资规模来看，过去3年国有企业平均融资规模迅速上升，从2015年的7.15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2.54亿元，民营企业从5.99亿元下降到4.6亿元。而从融资成本来看，国有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方式开展融资活动时的成本均低于民营企业。
对于“国企为何存在融资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对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分析称，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存在借贷双方的“双侧预算软约束”。
对于预算软约束这一概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平新乔给出的解释是，它描述了政府或银行(资金提供者)对企业(资金需求者)在资金使用时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企业在使用资金时因缺乏约束而偏向于大量借债且资金使用效率极为低下。
魏加宁进一步提出，“双侧预算软约束”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居高不下的国企杠杆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补充道，宏观杠杆率高企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杠杆率最高的部门是企业部门，而企业债务的三分之二以上聚集在国企。
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2017年度)》，目前，国企债务占全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62%，国企杠杆率显著高于非金融企业的平均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数据也显示，截至6月底，全部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64.9%，中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7.8%。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等五部门于本月8日联合印发《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该文件提出，既要建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也要加强金融机构对企业负债的约束，限制高负债企业过度债务融资。
对此，陈彦斌认为，此举有助于增强对国企资产负债的管控和约束，有利于限制增量债务的产生，同时敦促国企加速化解存量债务，加快国企去杠杆进程。
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否利好中小企业融资？
有专家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或是医治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剂“良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优点在于，通过放开利率管制和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机制，使利率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市场信息，引导资金的优化配置。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曾提出，利率市场化之后，商业银行对贷款的议价能力下降，面向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可能进一步降低，但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意愿也会降低。因此，越来越多大企业会探索转向融资成本更低的资本市场，届时，商业银行将有更多信贷资源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 中新经纬王潮 摄
在近几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市场普遍认为，有两件事意义重大。一是央行决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二是央行决定从2015年10月24日起，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在这两个政策出台之前，中国的存贷利率受到严格管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马勇将这一管制描述为“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并称这使金融市场出现分割。
所谓金融市场分割，是指在主要服务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正规金融市场上，利率被控制在较低水平;然而，在主要服务于民营企业的民间金融市场上，借贷利率却明显高于前者水平。
中信证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进一步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利率一直由“双轨”决定，一方面存贷款利率受到基准利率的管制，存在较大利差;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利率又已经完全由市场决定。
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补充道，“管制利率一刀切时，银行出于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不愿意贷款给风险更高的中小企业”。这就产生了上述马勇所说的融资领域“国企过热”、“民企过冷”的信贷结构失衡问题。
在回顾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时，明明提出，“从放开同业拆借及银行间回购利率，到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再到近年来加速推进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中国目前已处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后阶段”。
他认为，此前为了维护金融市场和银行经营的安全，设定利率双轨制，但是，在经济经历高速发展且面临转型的背景下，若继续推行“双轨制”、限制利率波动范围，会对资金自由流动形成阻碍。
虽然早在2013年和2015年，央行就已分别放开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但机构认为，“隐性”存款利率上限仍然存在。对此，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等条件尚不成熟，中国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仍保留了存贷款基准利率。
然而，央行行长易纲4月的博鳌论坛讲话，却被市场认为透露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强信号。易纲称，“中国目前仍存在利率双轨制……但是国家正在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对此明明认为，这意味着“双轨制下的双重利率决定机制最终将要趋同，中国利率有望全面实现市场化”。
任泽平坦言，从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直到今天，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是最难啃的“骨头”。原因是，大型国企此前曾享受管制低贷款利率的红利，一旦贷款利率市场化，该类企业融资成本将会增加，改革难免受到一定的阻力。
而瑞穗证劵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则表示，今后虽然各银行仍需接受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管理，但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或将放开，意味着隐性上限管理或将进一步放松，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更进一步。
